隨著網絡空間日益成為大國政治與戰略博弈新的角力場，網絡空間安全在國家安全中的地位不斷上升，網絡主權這一概念開始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并且成為國家主權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5年6月，我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初次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草案)》，總則開宗明義就強調了要維護網絡空間主權。2015年10月22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網絡安全信息共享法案》修正案，該修正案的主要目標是降低起訴他國網絡犯罪嫌疑人的門檻，但其如何針對他國公民網絡攻擊事件實施自由裁量權仍將面臨較大爭議，不可避免將涉及對他國網絡主權的干涉。從現實情況來看，網絡主權目前在國際上仍存在較大爭議，經常成為大國之間進行辯論交鋒的核心議題。因此，須高度關注網絡主權的時代內涵，不斷夯實國家網絡安全的法理根基。

簡單來講，網絡主權就是國家主權在網絡空間的自然延伸和表現，網絡空間的虛擬性、開放性、共享性等特征，形成了網絡主權獨特的內涵。

面對威脅種類、數量以及來源多樣化的網絡信息時代，如何確定網絡主權受到侵犯成為難題，這主要面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網絡空間的特性導致網絡攻擊來源難以確定，只有國家主導或操縱的攻擊行為可以侵犯網絡主權，從而追究國家責任，對于由其他個人或組織發起的攻擊則成為國際私法上的問題，與國際公法相差甚遠；二是侵犯網絡主權的行為種類缺乏明確定義，在實際行為發生時難以確定該行為是否屬于侵犯網絡主權。比如，伴隨網絡信息的快速傳播，新媒體時代已經到來，借助網絡進行有規模的、隱秘性的輿論攻擊，是否可以構成對網絡主權的侵犯就需要進行深入研究。

網絡空間存在著自由與監管的雙重悖論。網絡自由是國際上“全球公域”主張者的重要論點。他們認為網絡空間的虛擬性為網民提供了自由使用信息資源的巨大便利，確保公民在網絡空間自主地言論、行為，而不受外界約束和控制。但在美國“棱鏡門”事件中，美國政府以反恐的名義監控公民的網絡信息和電話記錄，反過來，斯諾登以追求自由價值為目的曝光了棱鏡計劃，泄露了國家機密。

網絡安全的維護部分來源于對公民網絡自由的限制，國家制定法律法規對公民的網絡行為進行規范，一方面是網絡主權的體現，另一方面更是對國家、社會、私人企業以及個人網絡信息安全維護的有力措施。盡管許多國家堅持“全球公域”，強調網民的網絡自由，否認網絡空間本身可以主張主權，但究其國內法律體系，網絡空間的治理規定卻日趨嚴密。

國家網絡主權是否可以部分讓渡，形成專門的國際組織進行監管仲裁，是國家網絡安全治理需要研究又一個重要問題。比如，是否可以成立一個專門性的網絡空間國際組織，統籌協調對全球網絡空間的部分領域進行管理。不過，全球各國網絡空間技術發展嚴重失衡，這一設想在短期內恐難以實現。

網絡主權將進一步拓展傳統國家主權概念的內涵。網絡主權的概念出現后，之所以面臨較多的爭議，是由于在現實中與傳統國家主權的概念存在諸多不適應。比如，缺乏明顯、固定的疆界，造成網絡主權的邊界不清晰；網絡空間的開放性使得國家在網絡空間中發揮的作用并不明顯，網絡基礎設施、政府網站的安全威脅來源眾多，網絡主權在對內對外的行使中顯得有些力不從心；網絡空間行為主體的多樣化造成網絡侵權事件的多發性，網絡犯罪、網絡恐怖主義正在日益成為國家網絡安全的重點治理對象；網絡空間不同于實體空間，網絡實力不能等同于國家綜合國力的強弱，網絡攻擊的低門檻造成網絡攻擊事件的層出不窮；再者，網絡空間中個人、私營部門、國家等行為體對網絡空間的訴求不盡相同，那么在網絡空間的各個領域網絡主權的界定就顯得更加困難，也就為國家權力對網絡空間的干預和限制帶來現實挑戰。

在國內國際網絡安全挑戰日益嚴峻的背景下，要想有效捍衛國家網絡空間安全，對于網絡主權內涵與邊界的深入持續研究，破解網絡主權相關的理論悖論與現實挑戰，就成為我們這個時代不可回避的重要課題。